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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衍的威脅並沒有讓我害怕，反而讓我更加清醒。
我開始拼命回憶車禍前後的每一個細節，試圖從混亂中找出一些蛛絲馬跡。
爲什麼一向謹慎的周衍，會選擇那條導航上明確標注“施工危險”的偏僻小路？
爲什麼出發前一天，他非要拉着我去他表哥的修車廠，給上個月才做完保養的車“再檢查檢查”？
爲什麼車禍發生時，巨大的撞擊力精準地作用在我這一側的車門，而駕駛座的他，卻只是受了點皮外傷，連安全氣囊都沒彈出來？
一個個疑點，像拼圖一樣，在我腦海裏慢慢拼接。
一個可怕的念頭，讓我渾身冰冷。
這根本不是一場意外。
這是一場蓄意的謀殺。
目標，就是我。
而他的母親，不過是這場謀殺中，一個他沒預料到的意外，一個倒黴的“附帶傷害”。
想通了這一點，他在手術室門口那句“救我媽”，就有了全新的、更惡毒的解釋。
他不是在選擇救誰。
他是在權衡，在他計劃失敗後，哪一個活下來，對他更有利。
一個是他本就想除掉的、並且會分走他財產的妻子。
另一個，是老家有巨額拆遷款的母親。
這道選擇題，對他來說，從來都不難。
我只覺得一股寒氣從腳底直沖天靈蓋，連血液都快要被凍僵。
我看着自己手背上的輸液針頭，看着窗外明媚的陽光，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，自己是從鬼門關前走了一遭。
而親手把我推向那裏的，是我同床共枕了五年的丈夫。
我拿起手機，顫抖的手指劃開屏幕，找到了那個我以爲永遠不會撥打的號碼。
電話接通了。
“喂，張律師嗎？”
我的聲音很平靜，平靜到我自己都覺得可怕。
“我要離婚。”
“還有，我要告我丈夫，周衍。”
“告他，蓄意謀殺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