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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，我按地址找到了第一個人。
一個塵肺病工人的家屬。
男人死在礦上，賠償金少得可憐。
只因爲男子是外包人員，和礦主沒有雇傭關系。
礦主在曹振的辯護下，僅以慰問金的形式給與五萬。
我向那位年過六旬的老婦人說明來意。
她渾濁的眼睛像一潭死水，看了我許久，最終緩緩搖頭。
“姑娘，算了吧。咱鬥不過他們的。”
我拿出其他案卷復印件，告訴她，她不是一個人在戰鬥。
我以爲這能點燃她的希望，她卻只是更深地嘆了口氣。
“沒用的。告了那麼久，家都散了，認命了。”
她的麻木像一盆冰水，澆滅了我心裏的火。
接下來的幾天，我敲開一扇又一扇門，得到的卻是同一種死寂。
有人一聽我是記者，就破口大罵着把我轟出來，罵我是“吃人血饅頭”的。
有人拉着我哭訴半天，可一提到上訴，就恐懼得連連擺手，說再也折騰不起了。
漫長的訴訟，早已耗盡了他們所有的精力和希望。
他們不是不想要公道，是不敢了。
那種刻進骨子裏的無力感，讓我第一次開始懷疑自己。
我以爲自己在替他們聲張正義，可對他們而言，我只是在殘忍地揭開他們結痂的傷疤，讓他們再痛一次。
我的堅持，到底是對是錯？
我的執着，難道真的是對他們的二次傷害？
我在小旅館裏把自己關了兩天。
電腦屏幕上，那些觸目驚心的案卷，像一座座墓碑，無聲地嘲笑着我的天真。
法律，這本該保護弱者的武器，竟被扭曲成了強者手中的利刃。
我幾乎要被這悖論般的現實壓垮。
就在黑暗即將吞噬我時，一個名字閃過腦海。
我的大學法學教授，張老師。
一個固執的理想主義者，總在課上說：“法律人，當爲天地立心，爲生民立命。”
我抓起電話，聲音沙啞地撥通了他的號碼，將一切和盤托出。
電話那頭是長久的沉默，久到我以爲他也要勸我放棄。
“李悅，來我家。”
他的聲音傳來，感覺到他語氣中的欣慰，和一般的凝重。
在張老師的書房，我見到了他引薦的人，一位叫王援朝的公益律師。
他年過五十，頭發花白，一副黑框眼鏡後的眼神，卻銳利如鷹。
他一言不發地翻完我所有的資料，書房裏壓抑，我的手心全是冷汗。
“曹振是個高手。”
王援朝終於開口，手指敲了敲一份卷宗，
“他所有的操作，都在法律的框架內。他玩的，是法律的漏洞和量刑的自由裁量權。”
“那......就沒辦法了嗎？”我的心直往下沉。
“有。”
王律師的目光從卷宗移到我臉上，
“你之前的打法，是用輿論的同情去碰法律的堅冰，是雞蛋碰石頭。”
他頓了頓，聲音陡然激昂：
“我們要做的，不是煽情，是普法！用你的筆，把曹振的手段剖開給大衆看！
他是如何利用法律的模糊地帶爲罪犯脫罪，如何利用受害者不懂法、請不起律師的弱點，去實現他那套‘程序正義’！
我們要讓所有人看清，這種所謂的‘公正’，到底有多不公！
這個問題，不只是曹振，而是法律本身的問題。”
王律師的話，像一把手術刀，精準地剖開了我混亂的思緒。
我懂了。
這場戰鬥，必須從情緒的宣泄，升級爲理性的博弈。
接下來一月，在王律師的指導下，我幾乎將《刑法》和《訴訟法》翻爛。
第一篇長文的標題，直指核心——《深度剖析：從人販子到寵物狗，法律的灰色地帶》。
文章裏，我不再渲染悲情，而是將兩個案子的判決書、法條並列，逐一對比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