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國四年春，我降生於上海姚家公館。
後來聽用她那口濃重的江西話念叨，我出生那，爺爺剛被任命爲長蘆鹽運使。消息傳來時，產房裏恰好傳來我嘹亮的啼哭。爺爺姚家瑤站在雕花木門外，捋着胡須笑道：“這孩子帶着祥瑞而來。”
因着這般機緣，加上我是長孫輩中第一個孩子，盡管是個女娃，依然被尊稱爲“大孫小姐”，更得了爺爺格外的寵愛。
我叫姚靜宜，名字是爺爺親自取的。他說“靜女其姝”，望我嫺靜端莊，一生安宜。可這名字裏的期許，我兒時並不懂得。
我們雖然住在法租界的西式洋房裏，紅磚外牆，黑色鐵藝陽台，內裏卻全然是江西老家的做派。雖不識字，卻執掌着家中一切規矩。每清晨，我必須先去她房中請安，用她那難懂的江西話問好，若是發音不準，便要一遍遍重來，直到她滿是皺紋的臉上露出笑意。
“靜靜，來，呷茶。”總是這樣招呼我，遞上一杯滾燙的江西雲霧茶，苦澀得讓我直皺眉頭，卻不得不小口啜飲。
媽媽是截然不同的。她是爺爺在北京任職時同僚的女兒，說媒定的親，從四季如春的昆明遠嫁而來。記憶中，她總是一身素雅旗袍，坐在西窗下讀詩，偶爾抬頭望向院中高高的圍牆，眼神裏有我看不懂的憂鬱。
爸爸姚錦環是爺爺的次子，他對媽媽相敬如賓，卻少有交流；對我疼愛有加，卻總像隔着一層什麼。
家裏寵愛我的還有王嬸，她在我家每個月工錢三個銀元。路上挑着擔子來賣好吃的和好玩兒的攤販，我從來不放過，總是吵鬧着要王嬸給我買最愛吃的沙琪瑪。
六歲那年，我無意中聽見爸媽房中的爭吵。
“錦環，靜靜已經大了，該上學堂了。”媽媽的聲音輕柔卻堅定。
“家裏的女孩子，從未有出去讀書的先例。”爸爸語氣冷淡。
“這是上海，不是江西老家！現在是什麼年代了？”
“什麼年代？在這個家裏，爹娘的話就是規矩。”
門縫中，我看見媽媽低頭不語，手中絞着一方素白手帕，指節發白。
我那時不懂上學意味着什麼，只知道媽媽眼中閃爍的光芒熄滅了。
因爲不能外出上學，媽媽便在家中親自教我識字讀書。她有一口柔軟的雲南口音，與粗重的江西話截然不同。她教我讀唐詩宋詞，也教我認識她從昆明帶來的植物標本。
“靜靜，你看，這是山茶，我們昆明滿城都是。”她指着壓得平整的花朵，眼神飄向遠方，“春天來時，整座城像是浮在粉紅色的雲裏。”
在她膝上，仰頭問：“媽媽，昆明遠嗎？”
“遠，很遠。”她輕撫我的頭發，“要坐很久的火車，越過無數山川。”
“那我們能回去看看嗎？”
她沉默良久，最後只微微一笑，那笑容薄如蟬翼，一碰即碎。
在我七歲那年春天，爺爺五十大壽，姚公館又熱鬧起來。
前院搭了戲台，請的是上海最有名的戲班；後院卻擺着長桌，供着爺爺官場上的朋友們飲酒交談。中西兩種世界，在這個家中奇妙地共存。
那天我穿了一件嶄新的粉緞襖子，領口袖邊鑲着白色狐毛，襯得我皮膚愈發白皙。親自爲我梳頭，用濃重的鄉音誇贊：“咱靜靜生得真標致，眼珠子黑溜溜的，會說話哩。”
壽宴上，我作爲“大孫小姐”，被爺爺帶在身邊，向各位賓客見禮。爺爺那些西裝革履的同僚們見到我，紛紛稱贊姚家有位“小淑女”。而在江西老家的親戚們眼中，我卻讀到了別的什麼——那是一種善意的調侃，笑我這一身洋派打扮下，依然是“土生土長的姚家苗”。
這種兩面不討好的感覺讓我局促不安，只好緊緊攥着爺爺的衣角。
“家瑤兄，這位就是您常提起的掌上明珠？”一位戴金絲眼鏡的先生笑着問。
爺爺自豪地點頭：“正是小孫女靜宜。”
“眉眼生得極好，靈氣人。”
我害羞地低下頭，卻瞥見在不遠處與一群江西女眷交談，她們穿着老式襖裙，與我這一身粉緞形成鮮明對比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意識到自己身在洋場，魂在鄉土。
宴至中途，我悄悄溜到後院，那裏有一棵高大的玉蘭樹，正值花期，滿樹潔白。我仰着頭，看那些如玉的花瓣在暮色中泛着微光。
“你也喜歡玉蘭？”一個清脆的男聲從身後傳來。
我嚇了一跳，轉身看見一個穿着一套筆挺西裝的少年，眉清目秀，手中拿着一本書。
原來是他，張三山，十歲了。每次家裏舉辦活動，他總是跟着他的爺爺，也就是我爺爺的同僚來參加。
“我是跟我爺爺來給你爺爺祝壽的。”他微微一笑，指了指前院。
我點點頭，仍有些戒備。
他卻不在意，走到玉蘭樹下，說：“這玉蘭真好，不像這個季節的花。”
“爲什麼？”
“玉蘭開花時，葉子還未長出，花先葉而放，有種不顧一切的勇氣。”他抬頭望着樹冠，“就像有些人，明知不可爲而爲之。”
我似懂非懂，卻被他話語中的詩意打動。
“你在讀什麼書？”我問。
他展示手中的書冊：“《少年中國說》，梁任公的文章，你可知道？”他的聲音不自覺地拔高，像一把嘹亮的小號：“故今之責任，不在他人，而全在我少年。少年智則國智，少年富則國富，少年強則國強……”
我搖搖頭，和媽媽從未教我讀過這些。
張三山笑了笑，正要說什麼，前院傳來呼喚聲：“靜宜！大孫小姐去哪兒了？”
“我得回去了。”我說，有些遺憾。
他點點頭，忽然從地上拾起一朵剛落下的玉蘭，遞給我：“送你。”
我接過那朵依然潔白芬芳的花，轉身跑開。跑了幾步，回頭看他，他仍站在玉蘭樹下，暮色爲他鍍上一層金邊。
那天過後，我把那朵玉蘭夾在媽媽的詩集中，偶爾翻到，仍會想起那個說玉蘭有不顧一切的勇氣的少年。
壽宴後不久，家中發生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。
起因是媽媽不知從何處弄來一套小學課本，堅持要正式教我學數學和新式科目。
“女孩子家，認得幾個字，會寫自己名字就夠了。”用江西話反對，“學那些洋玩意做什麼？”
媽媽這次卻異常固執：“母親，靜宜天資聰穎，不能耽誤了她。”
“耽誤？我一個字不識，不也把姚家打理得妥妥當當？”
我躲在門外，聽着她們爭執，手心出汗。內心深處，我渴望學習那些新奇的知識，卻不敢違逆的意願。
最終驚動了爺爺。
他被請到客廳，聽完雙方陳述，捋着胡須沉思良久。
“靜宜，過來。”他招手叫我進去。
我怯生生地走進客廳，站在中央，感受着三方目光的重量。
“你想上學嗎？”爺爺問。
我咬着嘴唇，瞥見媽媽期待的眼神，輕輕點頭。
爺爺笑了：“好，那就去。啓明小學的校長是我的故交，我已打過招呼，下個月直接去報到便是。”
這個決定讓愣住了，媽媽眼中則閃過驚喜的淚光。
“不過——”爺爺轉向媽媽，“每由家裏的車接送，不得在外逗留。”
這個折中的方案，勉強接受了，媽媽喜極而泣，眼眶微紅：“我們靜靜，終於能出去看看了。”
於是，隔年春天，我成了啓明小學的一名學生。
啓明小學的校園比我想象中更加新奇，一棟棟紅磚教學樓矗立在梧桐樹間，場上到處是奔跑嬉笑的學生。這與姚公館裏嚴肅拘謹的氣氛截然不同。
我被分在一年級三班，班主任是個剪着短發的年輕女老師，姓範，說話溫柔動聽。
“同學們，從今天起，你們就是小學生了。”範老師站在講台上，笑容明媚，“在這裏，你們不僅要學國文、算術，還要學唱歌、畫畫、做體，成爲一個健康快樂的人。”
我端坐在座位上，心中涌起難以名狀的激動。
然而，最初的興奮過後，我很受到了自己與同學們的差距。
他們大多來自上海的新式家庭，會說流利的國語，有的還會說幾句英語。而我，雖然在家中學過識字，卻帶着一口混合着江西和雲南口音的奇怪腔調。
課間休息時，同學們三五成群地玩遊戲，我卻不知該如何加入。
“她的衣服好土氣。”一個扎着蝴蝶結的女孩指着我的裙角小聲說。
我低頭看去，媽媽特意爲我準備的裙子，確實是去年老式的剪裁。在姚公館裏無人注意的細節，在這裏卻顯得格格不入。
那天放學回家，我悶悶不樂地坐在房間裏，連媽媽端來的桂花糕都沒碰。
“怎麼了？學校裏有人欺負你？”媽媽關切地問。
我搖搖頭，又點點頭：“同學們都說我口音奇怪，衣服也土氣。”
媽媽輕輕嘆了口氣，將我摟入懷中：“靜宜，記住，與衆不同不是過錯。你的江西口音是教你的，你的雲南口音是媽媽教你的，這都是你的一部分，不必爲此羞愧。”
她的話讓我心中稍安，但那種局外人的感覺，卻像一細小的刺，扎在心頭。
一次與表姐妹們的聚會，更讓我感受到這種差距。
那是我九歲，家中來了幾位從北京回來的表親。她們穿着及膝的洋裝，頭發燙成波浪，言談間滿是新式詞匯。
“靜宜在啓明小學讀書？”大表姐問，她剛從女子師範畢業，準備赴法留學。
我點點頭，有些羞赧。
“那所學校不錯，不過比起北平的小學還是差了些。”她語氣中帶着不自覺的優越感。
“聽說你們家規矩大得很，”二表姐湊過來小聲說，“都什麼年代了，還講究男女不同席，女子不出門？”
她們嘰嘰喳喳地討論着新文化、新思想，我坐在一旁，像個局外人。那一刻，我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像一只籠中雀，雖得以飛出籠外看一眼天空，卻終究要回到那個金絲的牢籠。
聚會結束後，我獨自來到後院那棵玉蘭樹下。幾年過去，它長得更加高大茂盛。我撫摸着粗糙的樹皮，想起張三山說過的話——玉蘭有種不顧一切的勇氣。
“我也想要那樣的勇氣。”我輕聲對樹說。
“靜靜，在跟誰說話？”媽媽的聲音從身後傳來。
我轉身，看見她站在暮色中，容顏依舊美麗，眼角卻已有了細紋。
“沒有，只是...想起一位朋友。”
媽媽走近，輕聲問：“今與表姐妹相處得不愉快？”
我搖搖頭，又點點頭：“她們懂得真多，見識真廣。而我...”
“而你覺得自己像井底之蛙？”媽媽溫柔地接話。
我驚訝地抬頭，她竟如此懂我。
媽媽輕嘆一聲：“我年輕時，也有過這樣的感受。從昆明到上海，雖是遠嫁，何嚐不是從一口井跳入另一口井？”
“媽媽，我想像大表姐一樣，去更遠的地方看看。”我鼓起勇氣說。
她沉默片刻，眼中泛起復雜的神色：“你知道爲什麼我堅持要你讀書嗎？”
“爲什麼？”
“因爲我不想你重復我的命運。”她望着漸暗的天空，“女子無才便是德，這是世上最大的謊言。沒有學識，就沒有選擇的餘地，只能任人安排一生。”
在媽媽的支持下，我在小學的學業進步飛快。陳老師特別欣賞我的作文，常常在班上朗讀。
“姚靜宜同學的《論女子讀書之重要性》寫得極好，”有一次她在課堂上說，“‘女子讀書，非爲妝點門面，實爲明理自立’——這樣的見解，實在難得。”
下課後，幾個原本不太理我的女同學圍了過來。
“靜宜，你的作文寫得真好，能教教我們嗎？”
我受寵若驚地點點頭，第一次感受到了被認可的喜悅。
漸漸地，我在學校裏交到了朋友。我們一同做功課，一同在場上玩耍，一同討論未來的夢想。每當放學鈴聲響起，我總是不情願地坐上回家的汽車，告別那個自由的世界，回到規矩森嚴的姚公館。
這種兩面生活的反差，讓我愈發渴望真正的自由。
一個春的午後，我帶着期末考試的優異成績回到家中，爺爺罕見地把我叫到書房。
他仔細看着我的成績單，滿意地點點頭：“不錯，不愧是我姚家的孫女。”
“爺爺，下學期我想參加學校的合唱團，”我趁機說道，“陳老師說我的聲音很好。”
爺爺沉吟片刻：“要去多久？”
“每周三下午多加一節課。”
出乎意料地，爺爺答應了：“去吧，不過要讓王媽準時去接你。”
我欣喜若狂，差點就要撲上去抱住爺爺，最終還是克制地行了個禮：“謝謝爺爺！”
走出書房，我飛快地跑到後院，在那棵玉蘭樹下轉了好幾個圈。春風拂過，潔白的花瓣紛紛揚揚地落下，像是在爲我慶賀。
我將這個好消息告訴媽媽時，她眼中閃着淚光：“我們靜宜，終於一步步走出自己的路了。”
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，自由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它需要一點一點的爭取。就像那株玉蘭，每年春天，它都會毫不猶豫地綻放，無論是否有人欣賞。
而我的人生，也剛剛綻放。
